有钱支教不如搞点本土化

2008年7月8日，广西凌云县逻楼镇弄棍村中心小学的黑板上，贴着刚刚参加完镇政府组织的“普九”攻坚大会的全体教职工的照片。这所学校有教师9人，专任教师8人，代课教师1人，全都是当地人。 



中等师范教育的萎缩乃至消亡，早已成为难以扭转的趋势。提出三级师范向两级师范过渡，其出发点是要提升中小学师资的学历层次。这个方向无疑是对的，也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但是，这是一个渐进的目标，还是要一夜完成的目标，对于尚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需要谨慎行事的。 

只有适合的教育，才是的教育。农村教师的培养也是如此。国情决定了农村教育有着和城市教育完全不同的特色。如果放弃了适合的中等师范教育，导致专门培养农村师资的学校急剧减少，农村教师的大批缺失是必然的。而在目前条件下，让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的大学毕业生长期扎根于偏远的农村小学，还是一种奢望。 

对于农村小学而言，什么样的教师才能扎下根来并实现价值？什么样的师范教育才能培养适合农村学校实际情况的师资？这是一个值得调研的大问题。基层教育工作者提出，只有本土的、距离乡土更近的师范生才是解决农村教育师资的出路，希望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能够倾听这一来自基层的建议。而中等师范教育在多年实践中形成的优良办学传统，如何能在升格后的专科学校中得以继承和发扬，也值得好好思考。 

中考填报志愿时，梅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九江职业大学的五年制师范教育定向班。一些同学觉得这“尖子生”读师范“太浪费”，多次劝说她改填德安县一中。梅钰在同学录里回应说：“我长大后就是想做个老师，正好可以让你们知道，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成就我的梦想。” 

根据江西省九江市政府决定，九江职业大学从2006年开始实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师范生政策，这让梅钰觉得自己与梦想离得特别近。她以中考7门课全A的优异成绩如愿以偿。 

2008年，德安县只安排了20个五年制师范的定向指标，但报考者却很过了500人。一名高考分数很过二本线10分的学生，终放弃读本科的机会，进入九江职大的三年制师范教育定向班。该校师范学院院长胡玉东用“旺爆”二字形容这项政策的吸引力。 

据了解，支持毕业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这些农村孩子自愿选择“定向”师范的主要原因。刚刚过去的春节里，王威的妈妈参加了县里的一场招聘会，发现很多大学生应聘的工作“虽然比农民工舒服点，但工资比农民工还要低”。 

在农村，中师生曾经是一个颇为走俏的身份，但自从毕业不包分配以后，其地位一落千丈，进而导致师范学校的生源质量急剧下滑。过去几年，一批中考分数在两三百分左右的学生涌入了九江师范学校和新的九江职业大学，有的家长让孩子填报这类专职只是“不想让他过早进入社会，以免变坏”。这让那些致力于培养师资的老师感到很失落——好在“定向”的生源多少扫去了一点师范招生的低迷之气。 

外地来的大学生到了农村“只要有点机会，钻也要钻走” 

为解决农村师资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鼓励城镇教师和大学毕业生赴农村支教，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小本师范生培养等等。但在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看来，只有本土化才是解决农村师资的出路，所以，他们支持定向招生培养。 

九江职业大学校长卢志鹏曾担任过主管教育的副县长，对农村教育资源缺乏的状况十分了解，他认为农村的基础教育如果完全由师范大学来承担，是担不起的。“取消分配后，各县区是吃饭财政，财力有限，农村教师队伍没有及时得到更新和补充。”卢校长说，“如果师资问题不解决，农村教育将会后退10至20年。” 

什么样的师资更适合农村？卢志鹏认为，是本土人才，只有他们才留得住。 

星子县人事股的陈股长对此深有体会。每到暑假都有老师要求调离，且大都为外地的大学毕业生，这让她觉得棘手。“只要有一点机会，钻也要钻走。” 

就在几天前，县一中的一位教师找到陈股长，希望回老家工作。她的家在距此几百公里的高安市，2006年，她应聘成为语文老师。“你服务还未满5年啊，那怎么行？”陈股长对她说，但女教师哭得让她很难过，“将心比心，如果是我的女儿，那怎么办呢？” 

农村教师的艰苦已是人所共知，包括《教育督导报告》在内的大大小小的调查，都揭示了农村教育和农村教师不容乐观的状态。很显然，这成为许多教师离开农村学校的重要原因。 

据九江市人事科副科长李青透露，许多大中专毕业生不愿到农村学校工作，永修县这几年新进的老师中，每年都有约十分之一因此选择离开。2006年，该市某县公开招聘92名农村小学教师，实际上只招到45名，到岗后还有不少自动离职。 

尽管，教师岗位已向所有的大学毕业生敞开，报名应考者也远高于招聘人数，但据一些教育管理者观察，很多人其实是迫于就业压力，抱着先找一个“饭碗”的心态前来应聘教师职位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卢志鹏校长看来，那些非师范类的本专科生即使拿到了教师资格证，“能否适应中小学教学，还要打个大问号”。九江职业大学的潘留芳教授曾多次担任过教师资格证考核的评委，他感叹说：“在农村要取得教师资格证，太容易了，一些学校的职工也摇身一变具备了教师从业资格。” 

有钱支教不如多搞本土化 

陈股长认为，既然有钱推行支教计划，何不把这些钱转移到解决本土化师资上来？她说：“我们更希望招收师范类的毕业生，而且只有家在本地的大学毕业生才会安心。” 

这在华林中心小学得到了印证。它距离星子县城大约20多公里，学校的28名教师中，只有一人家在外地。汪桂梅老师从小在县城长大，2002年她从九江师范学校毕业来到这里，看到“地面不平，窗户上贴的都是油布”。她坦言初来乍到“有一种失落感”，好在她每天放学后都可以回到县城的家中，也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 

她的同事欧阳文平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老家离学校只有四五公里”，来到这里就没有感觉到什么落差。他初在条件更差的村小工作了三年，2006年来到中心小学担任教导处副主任，并很快转副为正。 

和九江市的许多农村学校一样，支撑起华林中心小学的主要力量，还是来自九江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他们除了带一门主课之外，大都还要兼上体育、科学、音乐、美术等几门副课。 

限于学校的条件，“连基本的教具都没地方买”，向玲老师无力把在师范学校掌握的“一些和小制作”教给孩子们。她带着学生一起画画，没有画笔，只有铅笔和普通的作业本，既便如此，她还是惊喜地发现班里有不少孩子“很有天赋，很有创意”。 

而据九江市了解，该市农村学校的英语、计算机和音体美老师奇缺，全市98％的村小没有上述学科教师，即便有相应设备，这些课也不能正常开设，急需师范学校提供资源。 

吃饭财政让“三定方案”跟进实施有难度 

合并后的九江职业大学仍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打造小学师资的培养基地，那如何为农村输送“进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高素质师资，就是卢志鹏要着力考虑的重大问题。他向市政府汇报了学校的想法：希望实行“三定向”的培养模式。 

市政府为此召开专题会议，确立了面向农村小学培养大专层次小学教师的“三定”方案。 

九江市的一份材料认为：自2001年师范生取消包分配后，有的县级政府为减轻财政压力，采取“有编不补”或“多退少补”的方式补充教师，每年引进教师数量还达不到退休、调离等自然减员数，甚至更少。 

在九江市实行“三定向”的第二年，江西省将这一做法推广到了全省。 

据九江市的材料，该市农村共有**中小学校1610所（其中小学1348所）,根据农村学校配备教师的实际需要，缺口教师约2600人。有的县一位农村小学教师包教1~2个班的现象很普遍。 

星子县在过去3年一共完成了101个定向指标，他们根据边远农村小学教师的缺额情况，把这些名额分解到了各个乡镇，2008年的40个指标，吸引了500多人报考，其中不乏成绩者。2009年，该县又准备向县政府写报告，申请定向指标，但这需要和人事、财政、编办等多个部门协调，“要花很多精力”。县人事股的一位副股长希望能有政策“硬性规定每年50个指标”，这样就基本能够补充该县每年自然减员的教师数。